我们关了病房，挨个打电话劝病人先别来了 | 我的战“疫”（六）
如果我们冒险救一个病人，使很多病人、医护人员面对暴露风险，甚至有可能因其他病人或者医护人员被感染，最后导致疫情大面积爆发，那就不是关停病房，而是关闭医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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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述：张玲 | 34岁 | 医生 | 北京
整理：尹平平 |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
我是北京一家三甲医院肿瘤内科的医生。最近这段时间，与一线抗疫科室的医护人员相比，我们却突然闲下来了。
现在一周只上两三天班，因为门诊量减半了，病房能关的都关了，不需要这么多大夫，天天盯在那儿。上班下班、进进出出的，也不利于疫情防控。
我们几乎是挨个打电话，劝复诊和定期诊疗的病人先别来了——我们的病人是肿瘤患者，绝对高危易感的特殊人群。
给病人注射化疗药，是我们肿瘤内科的常规治疗方式。药打完以后，病人大多都经历一个免疫抑制的阶段，药物作用会使人免疫力低下。
这段时间，哪怕只是普通感冒，或者拉肚子等小毛病，对他们来说，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，更别说新冠病毒了。
现在我们提倡营养均衡，还要吃好、睡好，多休息，才能提高免疫力，抵抗病毒侵袭。但打完化疗药的肿瘤患者，因药物作用造成的免疫力下降，靠吃好睡好是补不上来的。
这种情况下，万一肿瘤患者感染新冠肺炎，重症和危重症率会很高，可能很快就发展成重症病人。
还有关停住院病房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一般的住院病房，房间里有4到6张床。如果再加上陪护、探视，还有来回走动的医护人员，你数数得有多少人？有一个人感染发病，连带的可就是几十人。
所以，除了年前做手术仍需住院治疗的患者，一般不是危重状况的病人都出院了。现在很多科室的病房都关停了。
说实话，我们心里也很矛盾。治吧，万一合并了感染，有可能迅速致命；不治，我们毕竟是医生，心里总觉得不是个事儿。
对于那些早期的肿瘤患者，如果不尽快采取行动，就容易造成病情延误；而已经确诊的癌症晚期病人，让人家等三个月再做化疗，可能就来不及了。
劝返病人这样的事，我们也觉得很难张口。在这种特殊时期，肿瘤患者的确很可怜，非常值得同情。可是，万一因为同情某个病人，接收他入院治疗，由此带来新冠肺炎病毒，责任可就大了。
如果我们冒险救一个病人，使很多病人、医护人员面对暴露风险，甚至有可能因其他病人或者医护人员被感染，最后导致疫情大面积爆发，那就不是关停病房，而是关闭医院了。
这么大的风险，我们不能冒也冒不起。但这种情况下，我觉得除了因感染新冠肺炎死亡的患者外，疫情导致其他疾病延误治疗而出现这样后果的，应该比平时要高。
面对一些病人的无助，我也很难过。但作为医生要具有冷静理智的判断能力，不能被太多情绪的东西所掌控。这种心理素质也是职业素养的一部分。
我们劝返外地的病人，相对比较顺利。毕竟来北京看病跑一趟，风险和成本都不小。先不说旅途上的防疫风险，就算顺利到北京来放化疗，现在很多小区都封闭了，能不能租到地方都成问题。
劝返北京当地的病人，往往阻力会比较大。他们会说自己并没有离开过北京，家里也没有外地来的亲戚。至于对方到底有没有过接触史，估计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。
一般情况下，我们会建议病人在家附近的医院就近治疗。但他们有人一开始就在我们医院就诊，信任我们大夫。病人坚持要来，我们还是照旧接诊。
我现在每周出一天门诊，出诊时并不太担心，因为都做好防护了。我们的防护是有明确规则的：进到什么地方、做哪个级别的工作，防护标准和装备相应地达到几级。这是前人留下来的经验，按规定做就可以了。
令人安心的是，现在病人的防护意识也很强。自疫情暴发以来，病人来诊室没有一个不戴口罩的，绝大部分都戴N95口罩。
我只见过一个戴普通口罩的，还戴了双层。我们通过接诊病人被传染到的可能性，也是微乎其微。
现在病人都很自觉，不会轻易摘下口罩。大家都戴着口罩，交流可能说不清楚或听不清楚。但没有病人自己摘下口罩，或提出请我摘下口罩的要求。
我们现在每周只上两三天班，不光适应疫情防控升级，还可以节约防护用品。如果每天全员上班，又没有多少病人诊疗，岂不是白白消耗帽子、口罩和手套吗？现在口罩都锁在保险柜里了，上班的医护人员按人头签字领取。
前两年为了防雾霾，我跟邻居拼团买了一大箱N95口罩。随着北京空气质量改善，一直没怎么派上用场。现在也只有我一个人用，家人戴一次性医用口罩就可以了。我捐了一些给去湖北支援的同事，还有各地呼吸科一线的同学了。
女儿快两岁了。我们一家三口和我的父母住在一起。现在疫情防控要求严，比起劝动病人，劝动女儿更难。她整天一门心思要出去玩，念念不忘坐摇摇椅、荡秋千、滑滑梯什么的。
我每天都要跟她讲：“现在外面有个很危险的大病毒，你出去玩碰上它就会生病，还得打针，特别特别可怕。咱们不要出去了。”这两天，她终于听进去了。（应受访者要求，张玲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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